，汪缜自然不敢私下议论这些事，何况他一直不明白刑部人才济济，慕容襄最后为何选了不打眼的他，思来想去，只能想到慕容襄曾称赞过他谨小慎微、心性甚佳、一心求真，而刑狱一事需要的就是这种性子。
所以，他更是不敢出一点错，以免辜负了大人的期待。
对于他来说，通兑最大的影响，不是他要督促夫人和家中仆从记得兑钱，而是通兑开始之后，各地的案件数量都比往年多了些许，于是各地送往大理寺核查及入库的案卷也随之增多，叫他忙碌了不少。
但这也算不得什么大事。
他如今是大理寺少卿了，核查案卷是手下人做的事，不需要他亲自来，唯有争议过大或下面人难以决断的案卷，才会送到他的案头来。
于是，他记得那是通兑开始的三个月后，启元三年四月的某一天，他的案头被放上了这样一份案卷。
那是一份从越州送来的案卷，而书写案卷的人，在文章最后留名盖章处，落下的是“越州通判魏镜台”的字样。
汪缜自然知道魏镜台是谁。
虽然魏镜台在京中时，他没能与之结识，但魏镜台那一篇檄文般的殿试答卷早已轰动天下书生，大雍朝中的读书人，谁人不知魏镜台的名头，谁人念不出那句振聋发聩的“明镜堂前多蒙昧，阎罗殿下苦主多”。
每每想到那首诗，汪缜都忍不住心绪激荡，尤其他身在大理寺，门前堂上都雕着獬豸像，时刻提醒他们要断是非、辨曲直、维护大雍法理之清正公平。他自拜读过那篇文章，就时时常想，他身在大理寺，为的不就是有朝一日能“明镜堂前万事清，阎罗殿上判官欣”。
他一面对魏镜台本人心怀敬意，另一面也想要看看这位能当着陛下和百官的面大骂天子朝臣的能人是如何明断是非曲直的，于是，他几乎是有些崇敬的翻开了那份案卷——
结果大为失望。
且不说那桩案子本身的内容乏善可陈，不过是一桩因通兑引发的买卖纠纷：卖方和买房已定契，但卖方一定要买方用昌隆通宝付钱，而买方早早就把银钱从昌隆通宝换成了新币，如今到处都在兑钱，都是用旧币换新币的，他上哪来再去筹到那么多昌隆通宝？买方不想在换钱一事上耽搁时间，结果一来二去闹进了衙门。这种小事本身县令就能决断，都到不了通判眼前，之所以拿给魏镜台判，约莫也是因为这事跟通兑有关，县令怕判得不当引起百姓对通兑一事的误解，才送到了魏镜台眼前。而镜台最终判了那卖方无理，新币乃国之大计，怎可拒收，若他再闹，便要杖刑伺候。
比起不值当一题的案件本身，更叫汪缜失望的是，那份案卷文辞粗简，多有疏漏，甚至还有些拗口之处。
汪缜几乎可以断定，虽然这案卷最后落的是魏镜台的款，但是这份案卷绝不是出自他本人，八成是手下那个笔吏代为书写的。
他当即兴致缺缺地把这案件放到了一边，转而把负责核准越州案件的大理寺丞叫到身边，询问他为何要把这份案卷放上自己的案头。
但他却看到那位大理寺丞脸上的脸上露出了一片茫然。
寺丞接过案卷，快速扫阅，断定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案卷。越州乃安居之所，每月送来的案卷数量都差不多，也大多是一些不值得挂心琢磨的小事，他自几月前上任以来，还从未往少卿大人的案头递过来自越州的案卷。
彼年的汪缜还没有如今的稳重，听了这话，第一时间不是宽心，而是狐疑。
他想，这可能吗？
再是吏治清平、政通人和的地方，也不敢拍着胸脯说自己治下绝无恶事，毕竟越是升平之处，越容易吸引到豺狼，这是人心难解、人性难测。哪怕他在京城，天子脚下，敢说这里是全天下最为富庶、最是平治的地方，也不敢说这里没有恶事发生。
于是汪缜扣下了这份由新上任的越州通判魏镜台递上来的看似平平无奇的案卷，转而往案牍库取，搬出了近三年来所有越州呈上的案卷。他没日没夜的在案牍库中坐了三日，将每一封案卷都细细读过，而后不得不认下了这桩令人惊愕的事实——越州竟真如那位寺丞所说，连年呈上的公文都不过是不值得人多分神的小事，除了山匪作乱，竟是一桩恶案也无。
那一刻，汪缜口舌发干，浑身都起了战栗。
他想到了他之前的那一位少卿。
那位少卿，就是替造币处欺上瞒下，将恶案改为意外或自戕做结，这才掉了脑袋。而之前那位大理寺卿，也因为失察之责被贬去了边地，大理寺从上到下，除了最底层的一些文武小吏和几位与那少卿不和、鲜少交集的录事、主簿、司直外，几乎换了个遍。
可是如果，如果这么做的，不止有大理寺、不止有那位少卿呢？
汪缜一时惶惑，不知是越州真得如此平顺，一切不过是自己想得太多，还是确有人欺上瞒下，将越州妆点成这副模样。
于是他思来想去，斟酌再三，几个不眠不休的日之后，他决定把这件事告诉肃清了大理寺的慕容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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